东莞公司注册互联网法则可能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东莞公司注册互联网法则可能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如果真要说在过去互联网领域有一个基本法则的话,就是互联网中立性原则。所谓中立性,是最早互联网这样一个技术设计的时候,就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技术架构设计,使得每一个人有一根网线和电脑都可以上网,能够实现所有人面对互联网的平等。

2017年4月19日,在“连接之后,知识何为”为主题的正略读书会圆桌对话环节,胡泳、赵民和余盛峰三位嘉宾用前瞻性的观点对互联网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见解。
主持人:互联网法则可能遇到最大的挑战在哪里,是不是政治?

胡泳:全世界对于互联网通用的规范,现在就不存在。互联网刚诞生的时候,我们都是当年互联网的理想主义者,我们觉得互联网来的时候,我们相信互联网能够带我们进入人类大同。比如我们能实现更多的民主、自由、平等,你能想象的一切的东西,可能互联网都能把它带来。

所以我们那时候反对,所有带着不良企图的机构进来之后,把互联网这样一个纯洁的空间给破坏了。事实的结果是,凡是这么想的人,最后都错了,大错特错。因为互联网已经完全被那些机构,不仅玷污了,而且征服了。

所以你看到过去大概20多年的发展,整个的情况就是,我们用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词汇。早期你用的词汇,都是人类美好价值的词汇,今天讨论互联网的时候,比如我们讨论安全、隐私、监控,你用一套完全不同的思维来讨论。这就意味着,这个规范如果一度曾经有过的话,现在这个规范已经千疮百孔,而且不得不遗憾的说,连中美两个价值观差异那么大的国家,在媒体上都达成了一致,他们的价值观在靠拢。自从斯诺登事出来之后,他们的价值观在靠。

我们知道凡是现代社会中,几乎每一个现代社会,都是监控社会。这可能应了奥威尔讲得话,奥威尔当年写《1984》,他说极权主义在各个地方都将取得胜利。

所以我认为,所以我们都认为这是规范,我们大家都共同遵守它,基本上离那个想法十万八千里,其实它是一个很长期斗争的过程。

赵民:我特别喜欢现在一个词叫中庸,去年怎么解释特朗普上台,全球化沿着一个方向走得太快了,就会反弹。所以中国几千年文明沉淀出来很多哲学思想,不能不承认它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你怎么解释英国脱欧,完了苏格兰也要脱英再回到欧盟,我觉得英国都要完蛋了。

这都是全球化带来的好结果吗?不是的。然后是像斯诺登这种事情,我觉得这种事情在中国不可能发生。你说是尊重个人的自由好,还是对美国国家利益来说,关起来更好。美国政府肯定说关起来更好,那反过来是不是违反互联网精神?

所以这里面是有悖论的,比如埃及是最典型的,民主选举之后,埃及变化什么样了?所以我觉得,物极必反,什么事情做得太快或者太过头了,不如中庸。

所以我觉得互联网精神如果没有中庸之道哲学精神在里面的话,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回过头来看,现在讲贫富悬殊问题的解决,其实贫富悬殊问题的解决就是中庸,在经济收入和人的尊严上,大家都要居于此,不能悬殊太大。但是你看到互联网精神催生的互联网硅谷巨富们,这些巨富们是人类社会的财富和股票估值的拥有者,数量越来越少。

我要说一下《人民的名义》,第一集是看贪官处长抓起来之后,你看墙上的钱,那才1亿、2亿,要是几十亿美元的话,要多少钱堆下来。

所以我认为互联网精神,一定要有中庸的精神,这是东西方文化结合,经过千年历史进程沉淀出来正确的要素,人类社会构成的要素。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总体上来说,在世界上是一个比较勤劳勇敢和受人尊敬的民族,我们的哲学精神世界里,中庸是一个不可缺失的褒义词。

余盛峰:如果真要说在过去互联网领域有一个基本法则的话,就是所谓的互联网中立性原则。所谓的中立性,就是最早互联网这样一个技术设计的时候,就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技术架构设计,使得每一个人有一根网线和电脑都可以上网,能够实现所有人面对互联网的平等。

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所谓连接之后事情发生的变化,一旦和线下的东西产生联系之后,那么线下世界所有的权利法则都会投射到互联网领域,就会产生两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国家主权和互联网天然的敌对,因为国家是根据领土分化,和互联网连接一切的逻辑之间,肯定产生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今天中国开始大谈所谓的互联网主权问题,包括斯诺登,其实都是这个矛盾的体现。

第二个:资本在互联网领域产生再一次的社会分化,也会把这个问题凸现出来。也就是过去我们谈的所谓的互联网中立性原则,已经不能借助过去简单互联网架构的设计,保证无论是国家主权还是商业资本的力量,在不断地腐蚀、冲击这样一个原则,但是怎么来应对现在还看不到非常好的办法,就是基本法则已经受到了冲击,但是新的法则还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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